香港人（广东人）非常讲究名字的用字、含义和风水，也很善于为外籍人士起中文名字。然而奇怪的是，一些香港街道的中文译名却有一种难言的晦涩。这表现为用字粗俗、怪异、贬损、无厘头、不易记忆等，例如以英国外相命名的“鸭巴甸街”，以港督命名的“砵甸乍街”、“爹核士街”和“麦当奴道”等。
图：以第六任港督RichardMacDonnell命名的“麦当奴道”，后改为“麦当劳道”/资料图片
我把这种情况称之“贬译”（derogatorytranslation），即本地人使用贬义的词来翻译外来的语言。这未必是翻译者的中文水平低，而很可能是一种故意的漫不经心和轻蔑。
我们都听过那句著名的拉丁格言：“翻译即是反叛”（tradutore,traditore）。如果把这句话放进殖民统治下的社会进行分析，那么我们可以说：“翻译即是反抗”。贬译不仅仅是翻译不准确的问题，而是表现了当地人民拒绝驯服地接受外来的殖民统治。
贬译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间。在香港开埠初期，英国极为缺乏精通汉语的人才。这是贬译能够出现和生存的一个重要条件。
在鸦片战争之前，一方面，清政府禁止中国人教授外国人汉语；另一方面，英国政府对培养汉学人才也没有兴趣。学习汉语的动力和人才主要在民间：一是传教，二是商贸。
鸦片战争之后，英国在华的贸易站由广州城外的“十三行”一地迅速扩大到五个通商口岸，于是便出现翻译人员短缺和滥竽充数的情况。
在英治之初，迫切需要把政府的政策法令传达给当地人民。在英籍译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，港英政府很早便聘用华人译员。
早期的翻译人员包括三类人：最上层的是英国人，其次是澳门的葡萄牙人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人，最下层的是华人。由于被置于低下的社会地位，又不被英国人信任，因此华人译员不仅在待遇上比白人同行差很多，而且经常受到白人译员的歧视和欺压。
在这种状况下，华人译员不可能全心全意地为白人上司提供优质服务，并且很容易因受歧视而产生报复的动机。
人才短缺、翻译水准参差不齐，再加上严重的歧视问题，因而出现误译、贬译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贬译最显而易见的实例就是路牌上的人名。它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在人名上使用偏僻的、不雅观的汉字，引起粗俗、滑稽等负面的联想。在中国人的名字中有些字是罕见或不用的，例如“鸭”、“乍”、“爹”、“核”、“打”、“奴”等，但这类不雅观的字在英国殖民统治者的译名中会出现：
“鸭巴甸（Aberdeen）”现在通常译作“阿伯丁”。这条街是纪念当时的英国外相汉密尔顿─戈登。因为他是迫使满清政府割让香港的“功臣”，因此港英政府以他的爵位“鸭巴甸伯爵”为这条路命名。此后香港还有四五处地方以他命名，但再没使用“鸭巴甸”那个不雅的中文名字。
“砵甸乍”是第一任港督HenryPottinger的姓氏，又译作“朴鼎查”。据说，他最早的中文名被华人译员翻译成“煲颠茶”。这是明显的恶作剧。
“爹核士街”是以第二任港督JohnDavis命名。“爹核士”这三个字凑在一起，怎么看也不像一个正常、体面的人名。
难以解释的是，他本是译员出身，通晓中文，应该不会选这三个字作名字。事实上，他为自己起的两个中文名字都不错：“德庇时”及“戴维斯”。可以为他卸责的理由是：修建这条道路时，他早已离开了香港。但难以卸责的是那位负责给街道起名的译员。他怎会不知道前任港督的大名？
在译名中使用偏僻的、带有贬义的汉字，除了看上去可笑之外，它令人产生陌生感和距离感，并可以从名字上立即判定那是外族人。例如首任船政司WilliamPedder被译成“必打”（含有“必定捱打”的意思），第六任港督RichardMacDonnell被译成“麦当奴”（含有“当奴仆”的意思）。
英国人逐渐察觉到这个问题，于是改用其他译名。好在中文的同音字比较多，容易找到其他字替换，例如“必打街”后改为“毕打街”，“麦当奴道”则改为“麦当劳道”。随着英国翻译人员的增加以及他们中文水平的改善，这类问题在后期越来越少见。
由此可见，贬译是利用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，通过类似恶作剧的形式，对权力进行讽刺或咒骂。后殖民文化理论家巴巴（HomiK.Bhabha）把这类做法称作“狡猾的驯服”。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下，本地人经常用这种不易被殖民者察觉的日常生活小事或细节，把自己对殖民统治者的不满表达出来。
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，如果使用滑稽或贬义的译名来给外籍人或外族人标签，这无疑是一种歧视行为。但在殖民统治下，贬译作为本地人对殖民者的反抗和反歧视的手段，具有一定的正当性。在殖民统治结束之后，贬译的正当性也就随之消失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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